20130929 中共十八大後的全球戰略與對台政策(2) ■文／楊開煌

全球化戰略下的對台政策

中共「十八大」結束了，北京的「對台政策」可說是「胡規習隨」，從中共歷次的政治報告來看，「對台政策」段落從國防段落，到外交政策，再到港澳台併段的章節安排的形式，幾乎很難找到明顯的「新意」。此一現象本身就說明習近平上台的「對台政策」延續維持現狀的方針。

首先，觀察「十八大」政治報告中的涉台內容篇幅，代表了北京當局希望台灣議題，保持是個「小問題」的特性。兩岸關係在北京領導人的眼中是核心利益問題，但非優先性問題。

其次，「十八大」政治報告對台政策內容，強調了「和」字。中共在今後十年將面對紛亂糾葛，複雜萬分的內外各種麻煩，而兩岸關係又是北京周邊，難得的平靜與和平。是以台灣議題十分強調「和」局，文本的一開始就強調要全面貫徹，鞏固深化，創造更充分的「和」的方向，末了重複加重「反獨」呼籲，都是聚焦在「和」。

其三，「十八大」政治報告的文本內容，強調了「做」的精神。全文共五段，除第一段是政策歷史的縷述之外，其後就是政黨交往；再後是交流合作和制度建立、加強認同、增進福祉，都是在對台工作方面的努力。

因此，可以有如下解讀：

第一，「十八大」對以往的對台政策主導下的兩岸關係是肯定的，因而在戰略方向和政策取向上，是不會有變化的。

第二，「十八大」延用了大量以往，特別是胡錦濤主政以來的對台用語和號召，如和平發展、一中框架、加強制度建設、探討統一前之政治關係、共同家園等，因而也宣告了「習隨胡制」的延續性。

第三，「十八大」對當前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戰略及和平發展的現狀，都是肯定的。因此，後續的對台工作，必然是以現有作為基礎的深化、鞏固和全面貫徹。

那麼習近平的第一任，在兩岸關係上，想作什麼，能作什麼？

由於習近平長期沒有接觸，也不分管對台工作，加以目前政策正有效推動，是以習的「想作」，就可能是在既定方針上調整不足，深化推動。

從調整不足看，表現為「對台灣任何政黨，只要不主張『台獨』、認同一個中國，我們都願意同他們交往、對話、合作。」對「台獨」，中共的用詞從最早的必須「廢除」到「放棄」再到「不主張」，可以看到中共對「任何政黨」的「主張」，雖然堅決反對，但在對台工作上，已從要求客觀作為轉到主觀認定的務實化統戰過程。與之呼應的是有關「一中」主張，從「回到一中」到「在一中原則」，再到「認同一中」，也是一個以主觀認識的務實化過程，這就說明了與「任何政黨」的「交往、對話、合作」是習近平想作的事之一。

從深化推動看，就表現為「促進平等協商，加強制度建設。希望雙方共同努力，探討國家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的兩岸政治關係，作出合情合理安排；商談建立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穩定台海局勢；協商達成兩岸和平協議，開創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新前景。」然而，顯然地，這是戰略性要求，而非戰術性要求，所以只要沒有做到，中共的文本就會不斷地提出，不厭其煩地要求，以創造水到渠成的客觀環境，一如以往的「三通」的說法。

那麼習近平的第一任，在兩岸關係上能作什麼？配合馬總統自己提出的目標，加速落實，就是習近平能作的事。首先是兩岸兩會互設辦事處，這是兩岸在和平發展時期，制度化安排之前，帶有里程碑意義的對台工作。一旦兩岸兩會互設了辦事處，兩岸關係就跨過了和平發展的不可折返點。其次是文化交流框架協議，這是兩岸繼ＥＣＦＡ之後的第二個心理目標。如何讓深受資本主義影響的中華文化以及讓深受社會主義影響的中華文化，有序交流，相互碰撞，有利於中華文化的復興與茁壯，是習近平主政浙江的努力方向之一，看來應該也是習近平能作的事。

總之，「習隨胡制」是既定方向，工作微調是人之常情；若有巨變，主要的關鍵在台灣的二○一六選舉，其他變數則是中、美關係。在美國將政治重心移回亞洲之際，台灣在美國的策略設計中，究竟被賦予何種功能，迄今未明。如果是被賦予政治的角色，則兩岸雙方仍有可能出現新的衝突，這是對台灣不利之事，台灣必須及早籌謀。

台灣的角色在「文化」

中共崛起需要良好的「戰略機遇期」，所謂「戰略機遇期」，是指中共可以專心專注地致力於國家發展的環境。以往的戰略機遇期，更多是得自外在結構所提供的機會，而今的「機遇期」，除了外在結構之外，必須包含自己主觀的努力。例如，在發展的問題上，大陸目前內部還有多個方面需要調整和轉變，特別是經濟發展和其他領域發展並不同步，所以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的全方面改革，才能理順關係，增加機遇。另一方面是必須有全球的戰略規劃，從文化、政治價值和外交策略多個層面努力，才能真正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從此一角度討論兩岸關係，台灣的角色就在「文化」，是以在現階段，兩岸當局除了兩岸兩會互設辦事處外，文化交流的框架協議才是長期性極重要的工作項目。